股票配资市场立志除民瘼笔下寄深情——唐仲璋院士的诗词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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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仲璋与夫人郭如玉。

1955年，唐仲璋（右四）在野外调查时与同事、学生合影。

《中国吸虫学》唐崇惕、唐仲璋著

《人兽线虫学》唐仲璋、唐崇惕著

【科学家的诗词情缘】

学人小传

唐仲璋（1905—1993），福建福州人。寄生虫学家、医学教育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曾任福建师范学院副院长、厦门大学副校长。1931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，1948年赴美国约翰斯・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进修，1950年回国，任职于福建协和大学（后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单位合并，几经调整，1953年成立福建师范学院，1972年易名为福建师范大学）、厦门大学。毕生致力于寄生虫学研究，尤其在血吸虫病、肺吸虫病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。著有《中国吸虫学》《人畜线虫学》等，诗词作品收录于《仲璋诗词遗稿》。

显微镜前，唐仲璋院士探微索隐，为寄生虫病肆虐的民生之痛寻找良方。当提笔作诗时，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他诗行的肌理，字里行间涌动着对苍生健康的珍重。这位科学家诗人，一生都在用科学家的洞察力与文学家的赤子心书写着“除民瘼”与“寄深情”的诗篇。

以学报国解民忧

唐仲璋190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中医师家庭。他的父亲酷爱文学，督子严格，这使得他自幼便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1923年，唐仲璋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。大学期间，他刻苦用功，身染重病之时仍心系学业。“1929年，唐仲璋在将要大学毕业的前两个月，由于劳累过度而咳血，病倒住进医院，在病床上躺了两年。在患病期间，他深感疾病带给人类的痛苦，心中一直考虑病后如何能为人类健康问题做些工作。”（唐崇惕《唐仲璋传略》）在病中，唐仲璋写下《年假得咏》。“冻云寒雨尽成愁，别绪难胜舴艋舟”，身体上的病痛更加剧了内心的愁苦，落叶萧瑟的冬日，临近春节，思念和寂寥之感愈发深长。1931年唐仲璋病愈，重返学校读书，获得理学学士学位。毕业后，他着手开展寄生虫研究，到乡村调查血吸虫病。

1941年，唐仲璋到北平研究寄生虫学。在凛冽的寒冬里，他目睹北方沦陷区的萧瑟景象，挥笔写下《去国思》。“寒衾不解温乡梦，起上高栏待晓天”，这等待既是对天亮的期盼，更是对家国重归安宁、自己能重返故土的殷切渴望，道尽了战乱年代知识分子的无奈与坚忍。1942年的《客居》一诗，同样承载着诗人的漂泊之苦。“归去好亲元亮酒，愁多思读少陵诗”，在客居困顿中，他既盼如陶渊明般归隐避乱，与家人安稳生活，又因心系家国，常借杜甫诗作抒怀解忧，于古人文字中寻找共鸣。他以陶酒消漂泊之疲，凭杜诗慰忧国之愁，将个人困顿与时代苦难紧密相系，让诗作成为战乱岁月的深情注脚。

唐仲璋不愿在日寇统治下生活，在北平工作两年后回到在福建邵武山区的福建协和大学任教。从长城脚下到闽江之滨，他虽身处穷乡僻壤，过着清贫的日子，但始终怀揣着对家国的赤诚与对民族的担忧，这份复杂心绪尽数融入诗词之中。

1948年，唐仲璋凭借卓越的学术能力，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，赴美国约翰斯・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进修。他乘坐着马可波罗号轮船，横渡太平洋，望着茫茫海天，心中既有对学术深造的期待，更有对故土和家人的牵挂，写下《太平洋舟中》一诗，成为其漂泊生涯的诗意定格。“蓝空碧水远行舟，四十担簦事壮游”，太平洋上的秋日景象万千，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，如同自己此刻复杂的心境。“马可波罗舱外望，烟波浩渺漫新愁”，站在马可波罗号的船舱外，望着无边无际的烟波，新的忧愁又涌上心头，其中既有对家人安危的担忧，也有对祖国前途的牵挂，更有对自己孤身在外、不知归期的迷茫。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，唐仲璋心潮澎湃，毅然回到祖国，决心将自己的学术才华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此后，唐仲璋的诗风大为转变，字里行间满是建设祖国的迫切与知识分子的报国热情。“炉光掩映旧征衣，寸铁艰难忆旧时”，炼钢炉的火光映照在自己过去的衣物上，这衣物或许还带着战乱岁月的痕迹，看着眼前正在冶炼的钢铁，不禁回忆起过去物资匮乏、连一寸钢铁都无比珍贵的艰难时光。近代中国，国家贫弱，工业落后，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毫无还手之力，而如今新中国成立，终于能够自主发展工业，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让唐仲璋倍感珍惜。“举首国门强敌在，中宵应恨鸡声迟”，将知识分子为祖国奉献、助力国家发展的急切之情、赤诚之心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1962年，唐仲璋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，写下《咏人民大会堂》，将家国情怀展现得更为宏阔。“何期今昔判鸿泥，广宇相看拥万黎”，过去是战乱流离、民不聊生，如今有人民大会堂这样宏伟的建筑，凸显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辉煌成就。“最是欢情关不住，清辉台上见春光”，与会者心中的喜悦与对国家未来的期盼溢于言表，在灯火通明的会场，仿佛能看到国家发展的“春光”，这既是对眼前团结景象的赞美，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、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美好展望。1963年唐仲璋参加全国寄生虫学术会议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，唐仲璋怀着欣喜万分的心情，写下了《参加寄生虫学术会议》。“几欲忘情汗漫舞，擎杯快意醉流霞”，将挣脱束缚的狂喜与沉醉当下的快意熔于一炉，充盈着不受羁绊的生命力，诗人举杯畅饮的鲜活模样宛在眼前。

1970年，唐仲璋调到厦门大学工作，此后历任该校生物学系教授、副校长，并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步入晚年，他的诗作既有对岁月流逝的感伤，也有面对衰老的豁达，以及对学术生涯的无悔坚守。“迟暮只能供老病，岂容白发度严秋”，晚年已至，身体饱受疾病困扰，但他不愿向命运低头。

1986年，唐仲璋的妻子郭如玉去世。“唐教授夫妻无比恩爱，不但生活上同甘共苦度过无数艰难岁月，精神上互相慰藉，从无怨言……这对世间难得的伉俪，讵料妻子于七年前先逝。他失去了精神支柱，当时休克了。此后天天在妻子遗像前献一束鲜花。伤感不已时，便赋诗寄托哀思。”（叶金《纪念妹丈唐仲璋教授》）唐仲璋晚年写下多首悼亡诗，寄托对妻子深沉的思念。这些悼亡诗词多以“六十年婚姻”为时间轴，贯穿贫贱相守、战乱流离、生离死别等生命片段，既倾诉个人丧妻之痛，也隐含对时代苦难的感慨。当年，二人一见钟情定终生，生活条件很差，妻子“不因陋室锁眉颦”；壮年防治血吸虫病，“枉抛心力事虫沙”，夫妻聚少离多；如今斯人已逝，唯以几束鲜花寄托思念，满是“一寸孤心千结肠”的哀伤。

俯仰之间自成诗

唐仲璋既有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，又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，这使得他的诗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学者章振乾在《仲璋诗词遗稿序》中评价其诗：“但以其禀受之才气，本乎坦荡之赤诚，俯仰之间，自成风格。”

“唐师治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强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切忌以偏概全……他积极倡导勤奋实干、深入疫区和亲自动手的学风。”（何毅勋《难忘的教诲——缅怀唐仲璋教授》）唐仲璋1923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后，学校特准他以“半课半工”模式求学，这段艰辛却充实的经历，不仅让他筑牢了生物学基础，更催生了对科学事业的浓厚兴趣。其间，他长期协助昆虫学家克立鹄教授开展实验，渐渐痴迷于昆虫学研究，这为日后深耕寄生虫领域埋下了伏笔。

1929年，唐仲璋因过度劳累咳血住院时，目睹一位血吸虫病晚期患者的痛苦模样，遂立下誓言：病愈后必赴患者家乡福建福清，探寻疫情根源。这一决定，奠定了他此后60余年深耕寄生虫研究的人生方向。病愈毕业后，唐仲璋任职于福建省立科学馆，兼任福州市中等院校生物学实验员，专注于寻找各类寄生虫并进行细致观察，发表多篇寄生蠕虫区系相关论文。数十年间，他与众多医疗卫生工作者一道，奔波于疫区田间地头，开展寄生虫病调查，研究防治方案，为消灭血吸虫病付出了大量心血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唐仲璋再率学生深入疫区，在系统研究后，他阐明了班氏丝虫与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及国内分布规律，为中国消灭丝虫病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。

1978年，距唐仲璋最初投身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已过去50年。这一年，他又一次踏上福清的土地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深受触动：曾经的疫病区早已不复往日的荒凉破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欣欣向荣。怀着这份激动与感慨，他挥笔写下《重过福清县血吸虫病区》，记录这一历史性变迁。“灭户墟村几擅名，瘴烟荆杞没阶楹”，过去福清因血吸虫病导致许多家庭消亡、村庄废弃，正是因为见过这样的苦难，唐仲璋才坚定了用科学战胜疫病的决心。“只今送走瘟神后，匝地人居目未经”，如今的福清面貌一新，体现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进步。“村居门巷各熙攘，佳侣婴童遍一方”，这一景象看似寻常，却暗含深意，在血吸虫病肆虐的年代，许多人因疫病失去生育能力，与此同时，孩童夭折率极高，“佳侣婴童遍一方”的画面，正是疫病被消灭后，百姓生活回归正常、家庭充满希望的最佳证明。唐仲璋看着这样的场景，心中既有对防疫成果的欣慰，更有对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由衷喜悦。

这份赤子之心同样体现在他对教育事业的奉献中。教师节来临之际，唐仲璋看着校园里朝气蓬勃的学生，回顾自己数十年的教学生涯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写下《教师节》一诗。“欣逢盛节数年华，未称良师愧佩花”，这份“愧佩花”的谦逊，恰恰体现了他对教育工作的负责。“愿为晏陶充骋力，崎岖路上作泥沙”，将教师“甘为人梯”的高尚情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“双胫劳薪差比杖，凭它劳碌为莘莘”，多年来奔波于课堂、实验室之间，双腿因劳累而变得僵硬，他甘愿承受这份辛劳，只为了莘莘学子学有所成。“讲笺粉笔忆平生，瞬届暮年已暗惊。卌载同栽新国柳，繁枝嫩叶总关情”，看着讲台上的教案与粉笔，回忆起自己的教学生涯，不经意间已至暮年，心中不免有些惊讶，数十年来，自己如同栽种柳树一般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如今这些学生如同大树的繁枝嫩叶，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，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成就，都牵动着他的心。他把对学生的关爱、对教育事业的眷恋浓缩在字里行间，展现出“生命不息、育人不止”的精神境界。

理性赤诚垂典范

唐仲璋在诗歌创作中始终坚持“不尚华丽，以质取胜”。他的诗词如同他的为人与科研工作一般，质朴而真诚，既没有刻意的雕琢，也没有空洞的抒情，而是以简练的文字、真实的画面传递出深厚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，让读者在感受诗之美的同时，更能体会到一位科学家、教育家的精神世界。

唐仲璋以行旅为经线，以情志为纬线，在诗歌中编织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。他的诗中有“三千里路上京华”（《赴京途上》）的时代豪情，也有“烟波浩渺漫新愁”（《太平洋舟中》）的个人怅惘，也有“揣石空猜倩女仪”（《石林得咏》）的人文想象。这些诗行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艺术地交织在一起，不仅是山水的镜像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回声，具有理性光芒与诗性智慧。

从战乱漂泊到建设新中国，唐仲璋的生命轨迹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，他的诗词充满个人与时代的共鸣。在《感旧》中，他直接描绘了战乱年代的图景：“倥偬戎马日，破碎山河时。”1942年，唐仲璋辗转至上海，在一个寂静的深夜独自漫步，写下《独步》。“独步深宵月，低徊履素光”，深夜时分，唯有明月相伴，唐仲璋独自在月光下徘徊，脚下的月光如同白色的丝绢，每一步都踏在清冷的光影中，身影被拉得细长，更显形单影只。“乡思催双泪，皓影照孤装”，对家乡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涌来，他忍不住泪流满面，皎洁的月光照亮了自己孤单的衣装，也照亮了那份无处安放的牵挂。“雁序伤遥断，鬓华忽已霜”，大雁总是成群结队南飞，而自己却与家人、故土远隔千里，连雁群的有序都让人感伤。不经意间抬头望见镜中的自己，鬓角已生出白发，如同染上寒霜，战乱岁月的奔波与煎熬，在身体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“关山嗟阻隔，何日盼归航”，他发出追问：重重关山阻隔了归乡的道路，不知何时才能盼来归乡的船只？这份对归乡的期盼，既是对家人团聚的渴望，更是对战乱平息、山河一统的祈愿。

唐仲璋诗词中的情感真挚而克制，无论是思乡之情，还是科研报国的热忱，他都能精巧地将其转化为质朴、准确的诗歌语言。他在《北行杂诗》中写道：“治学艰难守旧操行，路长日暮奈愁何。”学术研究之路非常艰难，他始终坚守着过去的治学原则，如今已至“路长日暮”的晚年，面对岁月的流逝与身体的衰老，即便有忧愁，也只能坦然面对。又写“前时诗友伤寥落，闻笛吟残涕泪多”，过去的诗友如今大多离散或逝去，只剩下自己一人，偶尔听到笛声，吟诵完过去与诗友唱和的诗作，忍不住流泪，这泪水里既有对故友的怀念，也有对岁月无情的感伤。

唐仲璋诗词艺术融合传统与现代，既体现了古典诗词的格律美，又有白话诗的流畅自然；既有传统意象的娴熟运用，又有科学思维带来的创新表达。唐仲璋一生致力于寄生虫学研究，野外考察是他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他而言，枯燥的科学观察并非简单的工作任务，而是充满野趣的诗意探索。1953年，唐仲璋带领九十名师生前往平潭岛开展野外实习。平潭岛拥有独特的海岸生态环境，是观察寄生虫宿主的理想场所。唐仲璋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心中涌起对自然的向往与对实习的期待，“晴天一望展双眉，海滩无事不如诗”，遂写下《平潭岛（野外实习）》。“管中菊蚓深藏艳，岩上菟葵迅掩姿”，他的观察严谨细致，精准捕捉到了生物的细节：用放大镜观察，能看到隐藏在沙粒或岩石缝隙中的菊蚓，其身体虽小，却有着不为人注意的艳丽色彩，岩石上的菟葵在受到外界触碰时，会迅速收拢叶片，仿佛在掩饰自己的姿态。这两句诗既是对生物形态的描写，又用“深藏艳”“迅掩姿”这样的表述赋予这些生命以灵动，让科学观察多了几分浪漫色彩。

唐仲璋的诗词遗稿是宝贵的文学遗产，也是一位科学家丰富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。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，也看到了传统诗词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。这些凝聚着智慧与真情的诗篇，必将如春风般滋养后来者的心灵。

（作者：丁晴鹤，系南京师范大学词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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